那些年入百万的创业者,疫情都在做什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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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Anko的父亲做好破产的最坏打算后,非典宣布结束了。 第二天,酒店就迎来了第一批团体客人。 紧接着,出现了井喷现象,酒店开始供不应求。 非典后的中国,呈现出了一种狂欢的气氛,大家像是憋了很久,要在这一刻宣泄出来,一种“报复性消费”直接带动了全年的经济增长。 Anko父亲的酒店也因祸得福,短短3个月营业额就超过了几年的收入。

因为父亲的这段往事,Anko觉得心中非常平静: “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”

和Anko同处餐饮业的Lina,面临的现状也不太乐观。

Lina是「一纸糖书」甜品店的创始人。在英国读书时,因为经常被同学邀请做蛋糕DIY而迷上了甜品。毕业回国后,在上海从事奢侈品营销方面的工作,每天循规蹈矩的工作让她产生了创业的想法,两年多前,她辞去了原有的工作,走上了甜点创业路。

“其实并不图挣多少钱,就觉得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

爱是第一生产力。她的甜品生意越来越好,甚至在2019年年底开设了分店,主打苏州的高端市场。但她没有想到的是,疫情的爆发让她两家店面都被迫关闭,并且面临停工整整1个月的情况。

“停业期间人员工资,房租水电都要照付,每月的固定开支在10万左右。一睁眼一闭眼,每天几千块的现金就哗啦啦流走。”Lina无奈地说道。

好在父母给了很多支持、援助,她能有惊无险挺过这个月,可是如果还有下个月、下下个月呢?

现在她每天有大把的休息时间,但她却不敢休息。反而像回到创业初期,把自己塞得满满当当——拍产品、出文案、设计海报,同时运营公众号、推广社交网络。

“感觉自己多投入一点,这个昂贵的假期就不算浪费。”说完,她似乎稍稍舒了口气。

“公司计划采购大量医用口罩、消毒设备等,用于捐赠一线防控人员,有靠谱货源的请联系我。”春节期间,李威发布了这样一条朋友圈。

春节前,他做好了一整年的公司规划,包括在3月举办新品发布会,期待2020年能大干一场。

89年出生的他,在2014年时就把自家产品发展到了国内业界的领先地位,年产量10万多台,还出口60多个国家。他本人也在2018年入选“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”榜。

即便这样,他一开始也和许多创业者一样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因为复工延后,造成订单延迟交期,外商客户都在催促。在国内,因线下店铺闭店而无法销售,线上的电商订单则由于物流问题,处在停滞状态。“还有计划好的新品发布会要延迟了,这会影响年度战略。”李威说起这次准备已久的新品发布,语气中满是遗憾。

遗憾归遗憾,作为经历过各种风雨的多年创业者,他冷静也乐观。“我没有打算裁员减薪,员工也要生活,也有压力。另外疫情过后,如果再培养新员工成本也会更大。”李威一方面有人情味,一方面也看得清问题的利害。

对于产品本身,他也一点不担心。“因为出行是刚需,而且受疫情心理影响,大家会更倾向于选择私家车和个人交通工具,比如电动自行车。”

李威曾经看过一本书,叫《反脆弱》,讲的是发生突发情况时,怎么在不确定性中创造价值。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所以他没有过于焦虑的情绪,反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“能为疫情做点什么”上。

为了保障一线寻访人员的出勤速度,他捐赠了一批智能电动车;老家郑州展开疫情防控后,他组织员工寻找紧急物资,采购到了300斤84、100斤酒精;又发动自己的海外经销商,在韩国和越南采购到1万只口罩。这些物资他都亲力亲为送到目的地。

“其实我们在做慈善的同时,也是推广了我们自己。”他非常确信地说。

“年初一我就召开电话会议,决定作出捐赠。”王铭豪在家族企业工作,这个春节过得格外忙碌,一直在统筹调度捐献的医疗物资。

“明天一早有些要送去一线的物资,我需要电话催。”因为不能第一时间回复采访问题,他一边抱歉,一边解释。

疫情期间,他通过上海虹口区光彩事业促进会捐款50万元后,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,还向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1万元、捐赠专业医用免洗手消毒液400瓶。后期,还陆陆续续为武汉及武汉周边疫情严重地区提供防护、消毒及生活物资。

他这样的判断力和行动力,都是受到父亲的从小的教育和熏陶。王铭豪的父亲于1983年在上海创建了森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在他的记忆中,父亲除了教他怎样做生意外,对他最大的教诲就是要行善积德,有钱没钱都应该做善事。

“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笔小小的支出,但对受助者来说却可以改变他们很多。”现在的王铭豪,已经把这当做自己的人生信仰之一。

因为员工都放假回家,捐赠物资的种类、数量、物流,他都得亲自上阵盯着。再加上外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,他每天都是在打电话确认和打下一个电话确认中度过。有时,物流不通他甚至还会自己开车去“送货”。

“员工大多数在老家过年,想让他们尽量晚点回来。”如果没有疫情,原本公司休息到正月十六上班,而现在延后到3月1日复工了。担心病毒有风险的他,即使一个人已经忙到不可开交,也不想召回员工。

当被问到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时,他坦白建筑施工受疫情影响非常大,民营企业架不住。但又安慰地说:“相比疫情对旅游业和出口贸易业的影响,建筑业来说还是轻微的。”

即便这样,王铭豪的公司也面临着各个项目工期将要延迟的状态,以及无奈取消了在建筑之乡南通开展为期3天的线下招聘会,这是公司在春节展开的传统惯例。

楚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制片诗玛,这次和朋友发动了 “保卫大武汉”的公益组织 ,1月23日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人了。

整个春节他们都在为武汉的各个医院筹集、输送物资。因为是制片人,有给电影投融资的经验,所以她在组织中承担起了“财务总管”的角色。不到两天,团队筹到了第一批资金。

“有一位知名制片人看到我们的信息后,辗转找到我捐了1万元,再三嘱咐不要公布姓名;还有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听闻后,也二话不说匿名捐赠了10万元。”诗玛和大部分捐款者都互不相识,只是凭着信任临时组成一个志愿网络。

诗玛团队最厉害的一点是,在很多物资都没办法送达疫情区的时候,他们团队却找到了通道。

“张怡是看到我在网上写的物资送到武汉,主动联系我说他们车队可以运输,我们没有见过面,但我们非常信任,直接把货交给了他们车队。”诗玛的队友方予回忆说,这支车队后来成了“保卫大武汉”的“飞毛腿”。

此后张怡又陆续帮团队招募了很多志愿者司机,团队物资运输能力一下壮大起来,大家根据每天需要配送的物资将自己分成“萝卜组”、“牛奶组”、“口罩组”,拼时间、拼速度将物资直接输送至一线医护人员手中。

不过她也遇到了不被信任的事。有一个捐赠的小团体,给“保卫大武汉”捐了一笔资金,指定送到某一个医院去。诗玛的团队把物资配送到医院后,收到反馈说,这个物资不是他们能用的。后来捐赠者就找到负责募捐的,要求他退款。

这让诗玛感到很气愤: “首先我不是你的员工,没有拿你一分酬劳在帮你做物资输送; 其次你做一个捐款,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,但最后你自己都把自己给推翻了,你怎么去让别人认可你。 ”

在她看来公益是一种无所求的东西, 如果变成有所求就是作秀了。 这也是诗玛和整个“保卫大武汉”组织在追求的—— 无偿联系、无偿捐助、无偿输送、无偿宣传,只为能帮助武汉度过此次疫情。

谈到疫情给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时,一方面,她承认影视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,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很大的打击,许多公司会采取裁员行动。

但另一方面,她更坚信这是一次筛选: “某种意义上,我觉得这是一次洗牌,是一个新的开始。 因为影视行业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 这次的疫情会把那些浮躁、投机倒把的公司淘汰。 而那些真正热爱电影、有才华又努力的人则会笑到最后。 ”

一飞是在线教育机构「轻轻教育」的公关总监,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,如今有7500名员工,因为疫情,她经历了一个相当难忘的春节:从除夕夜开始紧急加班,截止发稿前,她的连轴转状态还是持续。

在疫情发生前,互联网教育正经历着一段低谷期。18年开始,市场上的快钱没有了,很多教育企业相继倒闭;媒体对在线教育也保持着怀疑态度;政府出台了不少条列来规范互联网教育行业。总的来说,和前几年风风火火的势头不能比。

疫情刚刚有了点苗头, 当普通人还在纠结要不要取消年夜饭时,轻轻团队已敏锐地感知到,这场疫情有可能会给社会和行业带来巨大的问题:民众无法出门,复工延迟,假期延长。

这种情况下,孩子的教育和老师的教学将受到很大影响。怎样让学习不落下,教学不中断,这正是在线教育发挥价值的时候。

小年夜就被拉着开电话会议的一飞,非常理解公司的处境,更是理解这争分夺秒背后的意义,如果公司在此时不作为,无法发挥自身优势,就会被竞争对手抢走先机。

“紧急关头,不仅考验战略眼光,还有整个公司的组织运营能力。想要方案真正落地、突围成功,背后需要员工们敢于舍小我地迎难而上。”

一飞连续熬了几个夜,制定工作计划,制作各项内容、海报、文章、小视频。因为多数同事都回老家了,她不得不自己戴着口罩外出拍摄素材。最后因为剪片子,把自己剪出了腱鞘炎。

但她认为和其他成员比起来,自己算不上是最辛苦的。许多技术和销售的同事,日均工作时间达到18小时以上。许多来自山区或者乡村的基层同事,有些家里连电脑都没有,只能抱着手机工作。有些在山区的,遇到信号不好就要从半山腰跑到山顶去办公。家在北方的小伙伴,因为信号不稳定,只能在雪地里待着回复工作消息,冷了再回屋取取暖。还有老师挂着水还坚持上课……

“在危难面前,人就是靠着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去克服很多的困难。” 春节过完了,现在的一飞和整个轻轻还在加班加点地干活。

除了这些创业者,每一个身处当下中国的人,也都是这次疫情的主角。几天前,摩尔发布了《我和疫情的故事》征集,收获了上千条来自大众的声音。

留守在武汉的樊航,回忆起封城那天的情景,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他还记得21号那天,一个好朋友跟别人在争论,武汉不会封城。有人劝这位朋友赶紧离开武汉,但他不听。后来23号凌晨,得知要封城的消息后,他连夜购买了去北京的机票,早上8点离开了武汉。到北京后,也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是武汉人,全国都在歧视抱怨23号这批逃离武汉的人。

武汉人龚尚书则因为封城,而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,一个人留在异地过春节。“年夜饭随便扒拉了几口,就打开手机和在武汉的各个亲戚一一视频,互祝新年好。”视频结束后,他坐在沙发上看起了春晚。电视里的热闹让他感到孤独和落寞。后来不到整点,他就默默睡了。

而奋战在武汉疫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宁梦宇,在第一天进入一线病区时,心情坐了一趟过山车。和常人一样,她有着对病毒、死亡的本能恐惧:“我在穿戴好所有防护用品后,紧张了起来。脑子里闪现出无数种可怕的情况,会面临怎样的病患?会不会感染?会不会被患者重伤?”

但到了通往病区的最后一道门时,作为医生的素养战胜了生理上的恐惧:“我是医护人员,他们是病人,我有责任和义务去给他们减轻痛苦。”

在病区度过12小时后,她发现一切没有想象中的可怕。病人自觉配合戴口罩,不随地吐痰。吃过的碗筷,会扔到垃圾桶里。有一次她给一个婆婆抽血,因为血管细,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。一着急,呼吸加重,护目镜的镜片全部起雾。当她想把护目镜摘掉时,那个婆婆说:“你不要摘,不要摘,这样会感染的。”这种温暖,坚定了她作为一线医护人员的信念。

截止发稿前,后台还陆陆续续收到许多留言:有医生在准备和未婚妻领证的前夕,被召到了疫情前线;有电视台记者在听闻疫情后,放弃和家人一起过年,奔赴到采编第一线;有民营企业者,动用自己的人脉从海外调度各类医疗资源,送往武汉;还有市场监管从业者,为防止餐饮店聚餐,每天要巡100多家店……

但也有令我们担忧的事情。 一位经营美容院的读者透露,年初六他们还收到了新客的预约电话,“看来不是每个人都在家自觉隔离的”。

那些令我们感动的故事,因为篇幅问题,无法一一展开叙述。但我们想表达的是,没有被报道不代表没有发生,也不代表不重要,每个人都是那一点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。

希望屏幕前的你们看完这些故事,也能感受到温暖和勇气。祈愿疫情早日结束,2020年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国泰民安,风调雨顺。如今才深深感受到这八个字的可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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